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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八点左右，于西安川陕总督衙门内，川陕总督岳钟琪与普通百姓张倬相遇。

两人身份悬殊，且时值下班，衙门空荡无人。他们究竟在衙门做什么？竟是磕头起誓，举动令人费解。

总督向普通百姓磕头起誓，这岂不是荒谬至极？怎可能是玩笑之举？

需明了，即便岳钟琪欲取其性命，也仅是一句话之事，他有何等身份能让岳钟琪向其磕头并立下誓言？

岳钟琪本不愿磕头起誓，但为保全九族，不得不为之。此举非为他个人，实则是为整个家族的安全而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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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二十六日午时，岳钟琪赴总督衙门途中，忽见一百姓朝他疾步奔来。

这位百姓手中紧握一封书信，若无意外，应为一份诉状。

于是，岳钟琪吩咐手下人，将那封信取来交给他。

他接到信时猛地一愣，只见信封上赫然写着五个大字——“天吏大元帅”，令他倍感惊讶。

无论从哪个角度思考，这五个字均与案情无直接关联，故可断定此案情非同寻常。

但他当时无法确定具体案情，于是迅速赶往总督衙门，拆开信封查看内容。

一看之下，他惊恐万分，浑身冒汗，原来那是封逆书，内容主要包含三大板块。

首段批判清朝，次段列举雍正十项过失，末段强调他应起兵反抗，而非协助暴政，继续为恶。

按理说，他无反清之意，将信与人交予雍正即可解决，为何却惊出一身冷汗？这需从他当时的艰难处境谈起。

岳钟琪乃岳飞第三子直系后裔，此身份若在他朝，必显赫无比，然遗憾的是，他身处清朝。

需明确，岳飞所抗击的金国，乃是后来满清王朝的祖先。

岳飞创作了一首《满江红》，内有“壮志饥餐敌虏肉，笑谈欲饮贼寇血”之句，由此可见，他的身份极为敏感。

再者，他身份极为敏感，却担任川陕总督，掌控三省兵权，统率十数万大军，因此对待任何事务，他都需谨慎小心，如履薄冰。

最终，提拔他的人是年羹尧，而年羹尧竟背负九十二条大罪，这在封建王朝历史上实属罕见。

他处境艰难，且川陕总督历来多由满人出任，招致众多嫉妒。一旦稍有疏漏，敌人便如狼似虎群起攻之，不仅他自身难保，恐将累及九族。

这也是他为何对叛逆行为极为警觉的原因，其敏感性在雍正五年便已显露无遗。

这一年，成都街头突现一名衣衫褴褛的大汉，边跑边高呼“岳公爷欲谋反”，闻讯而来的当地官吏迅速将其捕获。

经审讯得知，该人为重庆长寿县人，名叫卢宗汉，身份为一疯子。

按理说，他仅需一次上书辩解，因审判由四川堤督黄廷贵负责，且有满人官员作证，然而，他仍坚持上书两次。

此案本已结案，但他欲重提，坚持将该疯子押至北京详审，力求真相大白。

雍正洞悉其心意后，加以宽慰，于是这桩案子便就此搁置，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。

当前又出现一起案件，且与谋反紧密相关，若他擅自处理，其后果不言而喻，将十分严重。

于是，他立刻召来任陕西接察司的满族人硕色，共同着手审理这一案件。

最终仅得知投书者名为张倬，关于其他任何信息，皆一无所知。

这实属正常，雍正亦预见其胆敢如此，必非贪生怕死之人，故需采取更为温和的手段应对。

采取较为缓和的做法是向他磕头立誓，即应允共同参与反叛，因此，开头所述的那一场景便随之发生。

他事先已向雍正禀报了此事，以免日后难以自辩，百口莫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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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上，对于谋反这类重大事件，仅磕头起誓远远不够，还需有实际行动，诸如处决一两位满族官员，以示决心。

如此一来，众人皆陷入绝境，而他仅凭一次磕头起誓，便毫不保留地将所有事情和盘托出。

他并非名叫张倬，而是张熙，籍贯为湖南安仁县。

他此次行动乃遵其师湖南永兴县曾静之命，两人皆共同敬仰浙江崇德县的吕留良。

吕留良虽于康熙二十二年逝世，却遗著颇丰，这些著作成为了反清思想的主要来源。

吕留良究竟是何许人也？为何他虽已故去，却仍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？

吕留良家族世代明朝为官，他自幼天赋异禀，拥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因此从小便被誉为神童。

按理说，他这等人物本应仕途无量，成为朝廷重臣，然其却在康熙五年、十七年及十九年三度婉拒科举，终致功名被剥夺。

他仍觉意犹未尽，因清朝百姓的标志金钱鼠尾犹存，故而决定在吴山县妙山削发为僧，寻求心灵的慰藉。

尽管他已遁入空门，但创作未曾中断，其核心论述始终聚焦于华夏与异族之间的差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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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案件详情及涉案人数后，便需着手行动，此次行动规模庞大，声势显赫。

由于参与者包括浙江总督李卫、两江总督范时绎、湖南巡抚王国栋及钦差大臣海兰，有人或许会感到不解，认为此事有小题大做之嫌。

吕留良已逝，且生前从无反清之举，故此行动的真正目标是针对他的后代，而非他本人。

曾静与张熙皆为读书人，即便本领再大，也难以兴风作浪，仅凭一位巡抚之力，便可轻易将他们依法惩处。

为何要掀起如此轩然大波？皆因此举对雍正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

逆书中所述雍正十大罪行为：逼害生母、杀害兄长、图谋父位、屠戮胞弟、滥杀无辜、贪恋财物、沉溺酒色、疑心诛忠、喜好谄媚、任用奸佞。

若果真如此，雍正岂不成了罪大恶极之君？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？显然非也。

雍正执政十三年，每年休假不足十日即为明证。其时期产物包括火耗归公、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及摊丁入亩等政策。

那他为何仍被视为十恶不赦？原因主要有二。

他推行的措施，诸如摊丁入亩，触及了官僚集团的利益。

税收原分两种：一为田税，依据田地数量征收；二为丁税，根据人口数量计征。

然而，每个王朝步入中后期，普遍出现田地日益向官僚集团集中的现象。

因此，百姓土地将缩减，田地不足则难以承担高额丁税，最终导致他们只能流离失所，成为流民。

摊丁入亩制度将丁税并入田亩中征收，不再以人口为计税依据，田亩多少决定税额高低，这直接挑战了官僚地主集团的利益。

第二点，众所周知，提及康熙朝最为瞩目的事件，莫过于九子夺嫡，这一历史事件在清朝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。

即他九个儿子为争夺皇位展开较量，最终由雍正脱颖而出，成为胜者。

雍正对剩余八位皇子的态度是，除支持者十三阿哥外，其余皆囚禁，他们的家人也大多被流放。

尤其是八阿哥阵营中的九阿哥与十阿哥，他们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这群流放者沿途不断散播关于雍正的流言蜚语。

官僚集团本就与雍正不和，且这群人均为京城来客，他们自然无法忽视这群人的言论。

故而，凭借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优势，将谣言进一步扩散开来。

对此，雍正全然不知，直至那封悖逆之书送达其手中，他才得以知晓此事。

若身为雍正，为国为民宵衣旰食，却遭旧贵新宠齐声谩骂，心中是何滋味？无疑是满腹委屈。

因此，雍正览阅逆书后，当即泪流满面，并发誓定要将此案彻底查清，直至真相大白。

朕阅叛逆之辞，惊愕泪落。梦中未曾预想，世间竟有人如此评议朕。亦未曾料其悖逆之心，竟至如此深重。——《大义觉迷录》述

按理说，曾静与张熙因谋反之罪，理应难逃一死。

然而，结果出人意料，他们二人安然无恙，反获雍正资助，于全国四处讲学，内容皆围绕雍正的正统地位展开。

为何他们会如此迅速地翻脸呢？

他们因生活困顿而反清，如今既保命又得雍正支持，自是满心欢喜。

雍正如此行事，因杀之反证其非正统，不如以其为例，广扬己名，更为切实有效。

然而，针对吕留良所施行的惩罚，其残酷程度达到了极致。

吕留良被掘坟鞭尸，其亲属、友人及师生等相关人员亦遭逮捕，或被处决，或被流放。

江南望族瞬息崩塌，士林深感愤懑。山西夏县教谕高振作诗以抒怀，诗中尽诉其不满，言辞恳切，情感真挚。

狂犬愚昧逃烹命，祥麟却落釜中烹。洞彻世事皆明了，怒发冲冠剑吟声。

你雍正不惩首恶，反处已逝四十九年的读书人，这难以服众。然而，雍正对此持有不同看法。

雍正视吕留良为首要恶源，认为其是反清思想的发源地。

为扩大正名效果，他不仅依靠曾静、张熙，还亲自撰写《大义觉迷录》一书，分发全国，其主要内容旨在批判流传的各种谣言。

他本以为双管齐下能改善名声，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，非但未见好转，反而使名声更加恶化了。

百姓认为，若知县尚能饮酒好色，皇帝作为一国之君，又岂会不饮酒、不好色呢。

现今，你雍正声称自己不饮酒、不贪色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显然，你在刻意掩饰真相。

如此看来，这些事情应当属实无误，这一推论正符合前述情况，证实了所有事情的真实性。

这也是乾隆继位后立即下令焚毁所有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原因。

此烧毁之举，百姓反疑其真，问若非事实，何以焚之？雍正因而愈陷困境，最终解释反成掩饰，境况更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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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雍正帝处置那桩叛逆案件的做法中，不难看出他是一位性情真挚的皇帝。

皇帝历来无需辟谣，只需将造谣者悉数诛杀，正所谓帝王震怒，千里之地，血流成河。

然而，他并未采取其他方式，而是亲自出面，对谣言进行了澄清。

尽管他诛杀吕氏族人显得狠辣，但这却是身为最高统治者所采取的常规手段。

为何反清？况且，他原本意图诛杀的，远不止吕氏一族成员，范围更为广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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